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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镀金时代:拜登面临怎样的社会发展挑战?

2020-12-02| 来源:互联网| 查看: 317|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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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套中左的施政纲领来凝聚共识和重建民主秩序,其关键在于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夯实中产阶级基础,提升社会向上的垂直流动性。这是美国梦的基本内容,也是重建民主政治的条件

文 | 邵宇 陈达飞

由史观之,垄断和贫富分化几乎总是伴随着自由化的市场经济而出现。每一次技术革命和金融泡沫的破裂,都是财富大转移,而且,无一例外是由下向上转移,劳动相对于资本,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于熟练劳动力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在增量经济中,机会均等和共同富裕相对比较容易实现,例如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广阔无垠的无主之地是普遍乐观主义精神的来源。一旦进入存量经济,就只会发生财富转移,经济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就会暴露。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轮贫富分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出现的。南北战争之后,出现了所谓的“镀金时代”,同时也出现了第一个“大动荡时期”。19世纪末开始,以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进步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如果没有一战和之后的大萧条,美国社会大概率会继续呈现出阶级撕裂和政治钟摆的状态。战后的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都是进步运动的延续。然而,这一切在70年代开始变化。

第二轮贫富分化伴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化而出现,当前已经回到一战前的水平。这两次贫富分化都是在自由市场观念占主导的时期形成的,但我们不认为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政府被垄断资本和精英阶层裹挟着而制定的政策即使不是最重要原因,也是最强劲的推进器。根据贫富分化的演变,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戈德斯通早在30年前就预测美国可能迎来“动荡的20年代”。拜登的主要挑战是国内的阶层分化和政治极化,如果不向历史取经,美国的动荡或许才刚刚开始。

图1:美国不平等的演化

来源:沙伊德尔:《不平等社会》

自由放任与“镀金时代”

“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一词起源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与查尔斯•沃纳(Charles Warner)的同名小说《镀金时代》。该书的英文版首发于1873年,作者宣称:“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感兴趣的图谋,在梦想和图谋的指引下,他们不断取得社会意义上和金钱意义上的进步。”。

镀金时代的美国的主导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的是“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崇尚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格林斯潘(2019)认为,当时的共识是:遵循市场规律,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富有;违背市场规律,不仅整个社会会变得更穷,而且有可能招致各种难看的后果。所以,由政府来设置最低工资是难以想象的,契约自由被认为是盎格鲁-萨克逊法律的核心精神。“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只需要一种稳健的货币和一份《权利法案》,自由市场能够帮人们实现其他所有愿望。”稳健的货币法案由金本位制充当,政府也就无用武之地了。所以,19世纪的美国政府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美国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8%,除了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支出从未超过GDP的4%。1871年,美国联邦政府总雇员数仅为51,071人,其中,邮政工人36,696人,非邮政体系联邦政府公务员对普通民众的比例为1:2,853。作为比较,2019年底,美国政府雇员数已经达到了2,100万,比制造业人数多800万。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也加速推进。至19世纪末,其工业总产值就已经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20世纪初,整体经济实力于超过英国,工业增加值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如果说是英国引领了铁路革命,那美国便取得了后来居上的优势,并在发端于19世纪末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取得了领导者地位,在钢铁、石油、汽车和电力等代表性行业的基础性创新领域拔得头筹,也因此成就了一批伟大的企业和个人,如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然而,在那样的时代,单个人的成就越大,就越意味着为之付出代价的个人的数量就越多,社会就越不平等。

进步时代与自由放任的终结

一战前夕,欧美国家的财富分给不均的状况都达到了工业文明以来的峰值。1890年,美国前1%的富人拥有54.8%的财富,1900年提升到了87%,至一战前夕,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私人财富的92%。所以,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农村和城镇都出现了要求改变现状——垄断、腐败、歧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的政治游行和大罢工,还兴起了一股“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思潮,持续近30年。波兰尼在《巨变》中将其称为遏制市场体制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因为,当时主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将经济“脱嵌”于社会而存在,而波兰尼的观点是,只有将市场经济“嵌含”(embedded)于社会关系中,依托法律的权威,建立契约关系,才能免于毁灭。波兰尼的理论常被用来论证,积极有为的政府不可或缺。劳动相对于资本,工人相对于资本家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政府运用民主的方式去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害,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保障劳工权利。可以说,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与波兰尼的思想不谋而合。

图2:美国工会参与率与罢工运动(1880-1998)

资料来源:格林斯潘,2019,《繁荣与衰退》

在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进步主义带来了三个根本性变化:第一,重新审视民主,从杰斐逊式的个人权利平等意义上的民主转变为威尔逊式的“新民主”——在个人权利、个人责任的基础上注入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维度。民主与自由不再是无关的,而是互为前提。第二,重新审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认为垄断和特殊利益集团挟持了政府,威胁了美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此后,主流观念开始从消极自由转向积极自由,后者意味着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具有做成想要做的事情的实质机会与能力;第三,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及其与市场的关系,逐渐从古典主义的“有限政府”转变为罗斯福式的“新国家主义”,政府在社会和经济管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积极有为的政府成为新共识。

进步主义运动被认为是美国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起点,这又集中体现为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管理职能,现代国家的一项标志性制度——预算制度就是由1906年建立的纽约市政研究局推动的。具体而言,政府“有形之手”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保障劳动者权利,调节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19世纪末,劳动与资本的阶级对立已经将美国撕裂为“两个美国”,双方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1886年,美国共发生了14,000次工人罢工,牵涉11,562家企业和60多万名工人。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罢工,涉及15万人和27个州,使全国铁路网陷入瘫痪。在“大动荡时期”之前,政府与资本家沆瀣一气,极力压制工人罢工和组建工会,但此后,工会集体谈判权和劳工运动取得了法律保障。19世纪90年代末开始,工会参与率显著提升。西奥多•罗斯福宣称,政府希望成为工业社会中两股最危险社会力量的调节者,一方是无视公众利益,一味追求财富的商人,另一方是容易受到嫉妒和愤怒等情绪刺激而发生暴乱的普通民众。他相信企业的力量,但也相信企业必须受到监管,这样才有助于社会利益最大化。

第二,反垄断,打击政商勾结,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是一个“商业巨人的时代”。洛克菲勒控制着全球90%的炼油产能。卡内基家族的产量超过了英国。摩根家族两次挽救美国政府于破产的边缘。美国逐渐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社会,生活方式也从“拓荒者”的居无定所转变为城镇定居。所以,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美国需要从早期的拓荒者的个人主义进入到一个合作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首先体现在铁路行业,它被认为是第一个打破自由放任主义魔咒的行业,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第一份关于允许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的判决就与铁路有关。铁路是当时最适合于长途运输的交通方式,由于规模较大,不得不于政治发生联系,一是协调不同州之间的利益,统一行业标准;二是与政府合作,政府提供土地,铁路公司建设全国交通网。为了打击竞争对手,铁路公司与政府的串谋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垄断资本和政治的腐败激起了民愤。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拉开了反垄断的序幕。1901年,罗斯福接替遭刺杀的麦金利任总统一职,之后便在铁路、石油、牛肉等行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垄断诉讼运动,还通过《赫伯恩法案》提高了政府在铁路行业的定价权。威尔逊时期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进一步限制了企业董事会交叉任职的现象。

第三,调节收入分配,降低关税,永久性地开征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自建国伊始,美国就奉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平均关税税率在30-40%,峰值时超过60%。一方面,从汉密尔顿时代开始,关税就被视为保护脆弱的制造业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关税也是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1790-1860年,占比高达90%,1860-1913年,降至约50%。直到1913年开征个人所得税,关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才下降(欧文,2019)。任何一种税种都会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产业角度老说,关税维护了北方制造业的利益,但损害了南方种植园的利益。从要素角度来说,关税有利于资本方,却不利于劳动阶层,他们必须为此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因为关税具有累退性。

政党的政策立场从来都是随着其代表的利益阶层的诉求而变化的。美国两党制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早期,民主党大多数支持者来自于南方农业地区,那里生产用于出口的大宗作物,所以降低关税有助于他们开展国际贸易,民主党也因此一直主张低关税政策。共和党(与辉格党)代表的是北方工业地区,建国初期,美国尚无工业基础可言,发展本土工业必然面临海外的竞争(主要是英国),所以支持提高关税,共和党因此形成保护主义立场。大萧条之前,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贸易上的立场截然对立,所以,关税率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哪个政党掌权(包括白宫和国会)。南北战争之后,由于共和党长期掌权,保护主义也因此成为美国的长期政策立场。进步运动时期,关税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民主党开始联合农民与工人阶级一致反对高关税,主张征收具有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来调节收入分配,弥补税收损失。当时的观点认为,所得税将主要由富裕的资本家来支付,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抵制财阀政策的武器。” 1892年,代表农民利益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在著名的奥马哈讲坛正式呼吁建立所得税。1893年,众议院民主党人提交所得税议案,但未通过最高法院的投票。在1912年选举中,民主党大获全胜,民主党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在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所得税法案最终在1913年立法生效。

第四,美联储诞生,国家信用取代黄金而成为美元价值的背书,货币政策在经济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威尔逊总统的另一伟大遗产,在1913年12月23日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据此,1914年11月,全国建立了12家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贷供应开始由美联储统一调节,这在1832年美国第二银行特许权到期后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近百年来,美联储的功过是非评判不一,但有共识的是,中央银行制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已经是不可或缺了。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四个方面,进步主义运动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消除种族歧视,增加女性投票权等。从此,政府开始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19世纪80年代至一战前夕的30年被认为是进步时代,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施政主张仍然具有明显的进步主义色彩,因此有观点将罗斯福新政看作进步主义运动的延续,创造就业机会和维护工人阶层的利益,也是新政的核心内容。

《国家工业复兴法》提倡由联邦政府为特定行业规定最高工作时长和最低工资标准,赋予工人组成工会、组织罢工和的权利,工会参与率在罗斯福任期内超过了30%,至今仍为美国历史的峰值(参考图2)。国家复兴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设立大大拓展了政府的边界,政府组织企业联合生产和制定制成品价格的权力增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开始成为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这对于在经济萧条期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创造就业岗位都非常重要。罗斯福还推动通过了《社会保障法》,由联邦政府向全民提供一项永久性的、免费的福利。格林斯潘将其称为美国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法案,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罗斯福不断赞扬大政府的好处,认为自由放任主义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政府管控社会经济事务的必要性大大提升。美国民众对大政府根深蒂固的偏见也逐渐消退。可以说,进步时代的主张在罗斯福新政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看,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路最为接近。虽然《通论》直到1936年才出版,但凯恩斯与罗斯福私交甚好,将罗斯福新政看作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并无不妥。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政府利用需求管理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消除贫困,以及利用税收政策缩减贫富差距成为共识。在美国,二战结束后至60年代,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均维持在91%的高位,60年代至里根1981年税改期间也维持在65%的高位。这对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分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进步主义思想在林登•约翰逊时期得到彰显。受“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政治理想驱动,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环境保护、产品安全、公立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和干预,在扩大公民权利和消除种族歧视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可以说,奥巴马能够当选总统,都应该归功于约翰逊。教师出身的约翰逊对于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基础上添加了“第五种自由”——免于无知的自由,通过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和高等教育法案,以及针对学前教育的提前教育计划,美国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得以完善。法案还规定了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多方支持,如对学校的资金支持,对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的支持等。

约翰逊执政后期,宏观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反对大政府和福利社会的声音也越来越多。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让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夫人掌权是保守派的一次大逆袭。随后,里根在美国掌权开启了自由化的浪潮。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在经济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收入差距再一次拉大,贫富分化问题再一次危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也不得不再一次成为政治议题的核心。“拜登新政”将带来美国将重回进步时代,缩小贫富差距,为中产阶级找回确定性,重建民主政治的经济和阶级基础。与上文提到的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逊等民主党总统相比,拜登只会是殊途同归。

镀金时代2.0与拜登的挑战

政策是内生性的,对于民主制的美国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经济状况和选民的立场。只有提出能够解决社会矛盾和满足选民诉求的施政纲领才能当选为总统,只有兑现了承诺才能赢得连任。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演化,美国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已接近(或超过)一战前夕,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时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收入分配不均状况,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其不平等程度比之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有人发问:“我们是否生活在镀金时代2.0”。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拜登的考卷:如何拯救美国塌陷的中产阶级?》)中已经详细阐明了近半个世纪美国是如何重回“镀金时代”的。镀金时代之后并非必然是“大动荡时期”,这考验的是政府扭转乾坤的能力,和政治家的智慧。拜登的考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种族、文化和教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阶级极端分化的美国用一套中左的施政纲领来凝聚共识和重建民主秩序,其关键在于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夯实中产阶级基础,提升社会向上的垂直流动性。这是美国梦的基本内容,也是重建民主政治的条件,因为,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也就不能反映真正的民主。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叙事,或将从强调国家安全向强调个体权利转变。

这一事项涉及到方方面面:典型故事中的主人公Zoe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劳动保障、带薪假期、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和住房保障,以及能否免费就读公立大学,或者申请到足够的助学金和银行贷款在私立大学攻读学位;打破其与大型企业的依存关系,重建企业与劳动的契约关系,调整代理人的激励机制和利润分配方案;重塑全球多边秩序,调整对华政策,建立有序、公平的贸易环境;调整关税和贸易政策,不再鼓励企业离岸外包,反而有利于吸引企业回岸生产,在本土创造就业岗位;调整移民政策,吸引全世界有些的人才来美国学习,并在美国工作;所有这些关切,在拜登的施政纲领或拜登-桑德斯联合工作小组报告中均有体现。

美国阶级分化始于半个世纪之前,全球化无疑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内因才是主因。所以,拜登需要做的是扭转主次方面。特朗普的极右路线部分缓和了美国的外部失衡,但却加剧了内部失衡,拜登的中左路线将以缓解内部失衡为主,并希望于内外失衡的调和。

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引导下,美国政府实际上也是一种适应主义的思路,政策大体上是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要求,以追求效率和效益最大化为主。需要的改变是,用政策去引导全球化和金融化,使其有助于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回想一战前美国经历的三十年“进步主义”运动,这一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拜登任期可能成为美国政治频谱从右向左调整的一个关键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论说:“拜登正准备埋葬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方案是从零和假设出发的,是一个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案。它在追求美国再次伟大的同时,也让美国更加分裂。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复苏周期,失业率屡创新低,制造业就业人数回升,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以内,对中国的逆差在2019年出现较大收缩。但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正义和民主及国际声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侵蚀,国内阶层的两极分化倾向更加显著,这又会进一步反馈到民主政治和国家稳定层面。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产阶级的“空心化”才是美国出现“分裂”迹象的经济根源,这既表现为种族冲突,又表现为阶层和行业冲突。

拜登团队认为,特朗普发现了部分问题,但完全用错了解决方案。他们认同全球化是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和阶层空心化的重要原因,但技术进步、工会参与率的下降和政府的去管制和不合理的税收政策等也都不可忽视。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认为,辅之以正确的外交政策和新的贸易框架,全球化仍然可以造福美国。拜登称他将为所有美国人执政,其外交政策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可见,拜登的政策主张也是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拜登接受了纳瓦罗“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理念,但其内涵更为丰富。不止是贸易逆差和坚船利炮的叙事,而是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相互依赖关系: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

对于任何国家,持续繁荣的理想模式是:实际工资水平上涨、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高投资率形成正反馈——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利于生产部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取高利润,推动高投资。同时,人力成本的提升又会倒逼企业开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创新形成“杠杆”作用,还可以增加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这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该循环的起点一定不是金融市场,而是正确的产业,而正确的产业一定来源于真实投资(莱纳特,2013)。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执行主管、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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